关于地理学中“景观”的来源
地理学中的“景观”是一个外来的概念。对于它的定义、来历、在西方和中国传播应用的过程，安介生教授在《江南景观史》一书的《通论篇》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“景”和“观”这两个字在汉字中出现得很早，而且是文言中的常用字。但将两个字合起来当作一个词用，似乎直到近代翻译西文landscape时才形成。《汉语大辞典》释词一般会收最早的出处，但在此词下只引了当代散文家秦牧的句子。我在网络上检索，也没有发现更早的例证，看来这个词就是为了翻译landscape才由译者造出来的。此词造得极妙，我叹服它既贴切又传神。
我进入历史地理专业后才结识“景观”一词，逐渐明白它的意义和作用，感到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无论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哪一个分支，一般都缺乏量化的、纯客观的资料，绝大多数情况下又无法通过实地考察加以弥补和验证，现代地理学建立在定量分析和观测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难以应用，或者得不出可信的结论，而景观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倒有很强的适应性。因此我在向研究生讲授《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》一课时，将“景观理论”与“区域理论”并列，希望引起研究生的重视。
关于“景观”的内涵
我对“景观”的理解，“景”是指客观存在的地理要素的表层形象，包括自然的，人文的，社会的，或兼而有之，或合而为一。“观”是指人类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对“景”的感受和印象。“景”本身包罗万象，巨细毕现。但“观”却因人的主观意图的差异以及时间、空间、观察途径或手段的不同，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一般情况下，不同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从纷繁的表层摄取自己以为最主要的、最有代表性的、最符合自己需要的地理要素的印象。这种印象是多维度的、全方位的，以平面视觉为主，也包括立体的，还可能包括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味觉、感觉。地理学家则试图用学科规范来观察、描述、显示、概括，甚至重构或解构这些地理要素，形成典型的、理想的又符合科学原理的“景观”。
我们先人先贤心目中的“景观”
所以，尽管这一概念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，我们的先人先贤、古代的文人学者，早已不自觉地应用了这一原理，对他们观察、感受、阅读、想象的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，概括、归纳、演绎为他们心目中的“景观”。
如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的《尚书·禹贡》，对“扬州”这一空间范围的描述是“筱簜既敷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乔。厥土惟涂泥”。在众多的自然地理要素中选择了大大小小的竹子、遍野的草和高大的树、低洼积水的土地。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人文地理要素，是“厥田惟下下，厥赋下上，上错”。土地的评估属最低一等，但贡赋却列为“下上”（九等中的倒数第三）。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引述西汉初年对江南（指今长江以南湖南、江西一带）的概念和印象“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”。前者是对自然要素的概括，地势低洼，气候潮湿。后者是对人文、社会要素的高度形象化，成年男子都活不长。仅仅八个字，却让中原人对江南视为畏途，望而却步，以至给贾谊这样的杰出人物以强烈的心理暗示，果真导致他夭折的后果。
但到白居易描述江南（大致即今江南），已是冠以“江南好”的完全不同景观：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所取的只有两种自然地理要素——刚升起的太阳、初春的江水，但完全是观察者个人感受的结果——江花（江面的波浪在朝阳映射下似绽放的花朵）、红胜火，绿如蓝，并不是客观的定量定性分析。
诗人对杭州的描述则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交织：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自然要素只是月亮和潮水，人文要素则有山寺、桂花（显然是人工栽培的）、郡亭、枕上，但两者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交错的——所寻的桂花生长在山间的寺内，而且是在月色皎然的夜晚；看潮头的感觉是从郡亭的枕上产生的，或许也是在晚上，实际是通过澎湃的涛声感受到的。
对“吴宫”的追忆则纯粹出于诗人的想象：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。当年的吴宫早已毫无踪影，但诗人还是从想象中选出他自己认为最有标志性的要素——既不是断垣残壁、荒烟蔓草，也不是画栋雕梁、歌台舞榭，而是一杯吴酒、二位吴娃。另两项看似具体的自然要素——竹叶、芙蓉，却只是用来形容前者，所以具体中又含着抽象——吴酒的颜色像春天的竹叶，吴娃的舞姿如沉醉在春风中的芙蓉，都留给读者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。
古人类似的景观描述和记录各地都有，但由于江南形态丰富的自然、人文、社会地理要素，一直吸引着外来的和本地的文人学者的注意。特别是唐宋以降、明清两代，传下无数可作景观记录和研究的资料，只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重视，因而还未产生与之相称的研究成果。
为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庆近年来，江南和江南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，大批新的论著问世。其中虽也有以“景观”为名，但按照学术意义的景观来研究和撰写景观史，安介生教授和他的学生周妮合著的《江南景观史》实属首创。出版之际，介生要我写几句话。
介生于1991年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，从我切磋学问。获硕士、博士学位后成为我的同事，从事移民史、民族史、历史民族地理、山西地方史、社会史等方面研究，已出版多种有影响的专著，最近还为我主编的《中国移民史》增补了第七卷（20世纪）。如今又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开出《江南景观史》这一新枝，我为学科发展庆，也为介生的学术成绩庆。
我祖籍浙江绍兴，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（今属湖州市南浔区），长期生活在上海市，都不出江南。翻阅此书，倍感亲切，更在学术之外。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）